彭真的解释代表了当时官方的解释，表达了立法者的原意。

2.在规范调整领域之内，注意受规范者专业认知与规范用语使用的协调，以促使规范用语在受规范者可理解范围之内。对于为受规范者所得预见的理解，从大法官会议所作的解释案来看，它强调的是相应规范的有无[14]和合理谨慎受规范人施以通常注意力下的认识与判断。

[22]对于合理的公众提议，立法机关加以考虑和吸收，以确保所立之法通俗易懂，即法典的语言要平实质朴、用词素淡，易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而不能晦涩难懂、佶屈聱牙、故作深奥，只有专门的法律家才能领会和运用。[16] 从台湾地区目前对法律明确性原则的理解来看，具体限度的保障措施主要有：1.在立法过程适当或尽量少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性条款，以此最大化减少立法中的模糊性用语，实现立法者在规范用语方面的自我约束。[13][17]萧文生：《行政处分明确性之要求——评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判字第二零一五号判决及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一三二号判决》，《月旦法学杂志》2010年第184期。法典之文章用语，最易平易简明，使多数人了解。可见，我国法院并无权解释宪法，审理案件的法官对法律的合宪性也只有疑问权，并无判断权。

  摘要:  在我国，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现象比较普遍，这与沿用多年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技术不无关系。结合前述我国国家立法所存在问题特点的分析以及台湾地区经验的介绍，本文认为我国国家立法具体化限度的保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首先，在立法过程中强化法律保留原则对立法权的控制以限制不必要的立法授权。例如，谣言是否应当一概消除和禁绝？房价高到什么程度才需要政府干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否应当继续？哪些领域国有企业不宜进入？对这些问题，如果说以前我们讨论的是政府应当管什么，那么现在应当侧重的是政府不应当管什么。

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80] 这个数字不算小，但与公众普遍感觉的官员违法情况相比，差距似乎仍然很大。[14] 这一规定很好地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辅助性和有限性理念。[43] 宪法多次提到依照法律规定，就体现了法律保留的精神。

在过去几十年中，以《立法法》的出台为标志，法律、法规、规章等正式立法的过程基本实现了法制化。[10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行提字第2号。

即使为工作受到处分，处分多半是象征性的，这些官员也更容易复出。但共产党具体该如何领导、党组织的具体职能如何界定，仍然有待于改革和完善。创制权利义务的法律形式尚不完全确定，法律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公开发布有待改进，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还没有得到贯彻。[5] 这几个学者的相关著作都已有中文译本。

但是，调解也必须有章可循，除了必须当事人自愿、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规定，还必须以法院能够依法判决为后盾。在2000年《立法法》生效后，该法规更是直接抵触《立法法》第8条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由法律保留的规定。[49] 另一方面，现有的位阶顺序过于注重立法层级而轻视立法内容，显得刻板僵硬。《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意见》，中发〔2005〕15号。

省委督查室向各市、州逐一下发《整改通知书》，督办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改。此后，党政分开的主张却偃旗息鼓，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党政一体的微弱批评也销声匿迹 [24]。

法规条文本身的错位、越权甚至依法打架，更是对有法可依的巨大考验。第一，职权法定并不全面。

[64] 许多地方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外，又加上政治效果，从而形成三种效果，与三个之上相映成趣。（二）立法的权限要求 立法形式多元的国家，必须有一套规则（以及相应的机制）来统合法律文件，以维护法制统一。例如，部门规章不能设立行政许可，就改为备案。秦逸、崔宁宁《辽宁小煤矿一律停产整顿》，《时代商报》2005年3月18日（省政府要求，全省小煤矿一律停产整顿，经省煤炭工业局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原因可能在于，写这种文章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看上去不那么学术，却又不太好写。《发改委药价新政倾向外企，国内仿制药敢怒不敢言》，《中国经营报》2004年4月24日。

（一）立法的形式要求 当今各国，立法主体和形式的多样化是普遍现象，国无二君、法不二出已不可能。随着公务员素质和依法行政意识的提高，以及政府内部法制机构的普遍设立，在日常运作层面，法律已经成为行政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

为了确保违法行政受到追究、损害得到救济、纠纷得到解决，必须赋予监督机构一定的独立地位，特别是确保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权威性和终局性。在涉及公民权利等诸多领域，还没有贯彻法律保留。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一些在他们看来不言而喻的东西，例如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可能正是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第四，依法裁判还没有保障。（一）诉诸司法的权利 一个有效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首先必须保障公民就行政争议诉诸司法的权利。何海波，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56] 相关规定可参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当事人为获得一纸赔偿决定、判决，往往历经千山万水，有的还是得不到赔偿。

问题还不完全在于处分的人数，还在于处分的原因、处分的后果。在公民和政府这两者之间，公民只会违反法律，而政府可能破坏法治。

类似表述，又见胡建淼《行政法学》（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章行政法基本原则。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如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按规定不予提供，可告知申请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在地方层面，行政机构的设立更是纷繁凌乱。可见，法治的要求具有很多普适性的内容，法治的理论往往只是地方性的经验。如有必要，可由国务院分管领导同志签发或报总理签发。（一）法律拘束的观念 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承认和接受法律的拘束。

从实际情况来看，行政诉讼中以撤诉方式结案的比例，与行政案件数量一同攀升，从1987年的21.3％一路走高，至1997年达到创纪录的57.3％。在人身权、财产权之外，还有各种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大规模的人群将倾诉对象从法定机构转向信访、从国家机构转向民间，显示了监督体制运转失灵。其中的法律拘束，中译本原文为形成法律规范的能力，有的学者译为法规范的创造力。

[37] 国家发改委对药品实行单独定价，区分所谓原研药与仿制药，更是无章可循。一方面，应当确定一条原则，凡是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都应当采取正式立法的方式制定。